姚国华北京大学演讲稿
各位同学，晚上好！（掌声）非常感谢湖湘文化研究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已经是第四次站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了。这次的宣传效果是最好的，刚开始时，人非常少，值得庆幸的是，后来，人慢慢多了起来。这次，我会在北京不同的高校做一次巡回系列演讲，今天在北大的题目是“百年中国的脑震荡”，话题可能稍微沉重一些，思想性较为深入，但它涉及到我整个思想脉络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话说得情绪化一些，我认为，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整个思想界，包括那些思想大师们的思考，包括今天学者们的主流思维，都可能存在一个大的思维陷阱。我把这种思维叫做“脑震荡思维”。我将从三个概念入手阐释这种思维的特征。在拙著《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中，我提到了，在当代中国人使用的那些最基本的观念之中，都包含着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思想陷阱。这种陷阱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迈进。可能有些概念是最为基本的，是绝大多数人不会怀疑的，它们却恰恰是陷阱。我认为，今天中国的所有问题，都与这些概念上的陷阱有关系。
我今天只讲三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封建”。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关于中国历史的描述，如果离开封建一词，可能无法述说了。（笑声）我们把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定位为传统的封建社会。但是，封建一词，说白了，是一个简单的常识性错误。直到前几年，我国一位著名的思想
这种错误是哪里来的呢？其实，中央集权制度和封建制度本来是一个对立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从秦始皇时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状况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层面看，都不是封建主义，而更加接近西方的资本主义。如果说，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与西方制度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与其说像西方的封建社会，不如说像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家想想，在中国，地主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地主可以雇工，有钱人可以开钱庄等等，这些都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极其接近。而事实上，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从明清开始萌芽，恰恰相反，从秦始皇甚至更早，中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就萌芽了，而中国的工商业也一直非常发达。
为什么要说两千多年来，我国处于封建社会呢？错误来自于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中国人被西方人打败了，而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打败的，我们被打晕了。刚开始，我们是被西方的枪炮打败的，后来，我们被西方的整个体系打败了，中国的文明找不到坐标，看不清方向。十九世纪末，中国的整个文明体系崩溃了，于是开始重新寻找方位的历程。这就好比，一个人被强大的东西撞成了脑震荡，自己不知道方向了，没有时间了，没有空间了，传统的文明体系和坐标系全部垮掉了。这时，中国发现，只能跟着眼前那个还在活动着的强大力量行走，这种状态就是脑震荡。我们看过电影，战争中，有人被炮声震慑后，失去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这时，怎么办呢？他还有平面的感觉能力，要让他获得思想的坐标，只能让他模仿眼前正常人的活动。这就是脑震荡。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被西方人全面打败之后，开始相信，整个世界有着一元进化的方向，有着单一进步的套路。西方人在这条路上，走得比中国人快，走到了前进的这种发展程度。而全人类的文明都会沿着这种上升的趋势前进，只不过不同的民族，处于文明上升链条上的不同点上。中国人在这里，西方人在中国人前面，而比我们更落后的柬埔寨人在中国人的后面，而中国的少数民族鄂伦春在更后面。（笑声）也就是说，不同的民族沿着同一个方向，只不过在方向的不同点上，在往前发展。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初期，有一种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力非常之大。胡适之的名字就体现了当时思潮的倾向。适之这个名字，是胡适根据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理念取的。当时，进化论在中国的影响太大了。中国人被打晕了，要找到自身挨打的原因，避免再次挨打，怎么办呢？有一种解释告诉我们，中国人挨打是因为中国落后，要不挨打，怎么办呢？赶快沿着那条道路前进，赶上西方。这种想法，一下子让中国人看到了希望，中国人想往前追。这时，中国人就给自己找到了一种定位，但是，这种定位建立在历史一元化发展的逻辑之上，它相信，每一个民族都会沿着同一个方向进化。这种进化论思想，依据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从那以后，我们就有了这些观念：历史是进步的，时代是前进的，社会是发展的，而且向上的趋势是唯一的方向。
这种观念，实际上就把西方人走过的道路，看作全人类必然会经历的道路，西方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我们的今天是什么呢？按照这种逻辑，我们的今天当然就是西方人的昨天。西方人的昨天是封建社会，自然而然，两千多年来，中国不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处在封建社会。我们说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这不是从经验出发，不是从事实出发，不是从中国的境况出发，而是从一种简单的逻辑出发：西方人的昨天是我们的今天，昨天西方人处于封建社会，那么，我们两千年来也是处于封建社会。人在脑震荡的状况下，完全丧失了记忆，丧失了时空观，丧失了自我坐标，于是，封建，这样一个毫无道理的观念，支配了中国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这种逻辑的背后，又强化了我们相信的那个原因：人类历史沿着同一方向往前发展。当然，今天，稍微有点生物学知识的人都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对达尔文的一种误解。达尔文主义根本不认同生命的进化有一个统一的方向。生物学科学告诉我们，人类进化呈现出一种树状的发展逻辑，根本不存在说：人是最高级的，类人猿低一级，猩猩再低一级，接下来是猴子，一般的哺乳动物再低一级，依次往前，是爬行动物，小虫子。按照这种逻辑，就会产生出一种可怕的推理：我们今天是人，昨天是类人猿，昨天的昨天是猩猩；猩猩不服气，它说自己今天是猩猩，明天可以进化成猿，后天就变成人了；猴子也不甘示弱，它说不久它的尾巴就会掉，变成猩猩，再往前进步，总有一天会变成人；老鼠也不甘心一辈子做老鼠，将来它也要做动物中的佼佼者，做猴子，最后进化成人；甚至，连一头猪都不甘心任人宰割，有朝一日，它也要变成人。（笑声）稍微有点生物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所讲的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终极的、最高级的进化状态，可是呢，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一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却告诉我们：人类发展有一个同一的方向，有一个终极的状态。而且，我们知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种发展逻辑，一种完全在斯大林时代杜撰出来的理论，一种根本不是马克思原意的东西，支配了我们今天的思维。封建这个词语上的错误，不在于词语自身的错误，关键在于，词语背后所强化的逻辑：它告诉我们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有一个单一的坐标系，它以现代西方的标准为标准，说到底，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 第二个词语，也是我们时常在使用的，而且，不认为它是错误的，这就是“启蒙”。其实，启蒙背后，也有一种思维的陷阱。如果说，封建一词背后的陷阱，只要经人一点化，大家就能意会的话，那么，启蒙一词背后的陷阱，显得更加隐晦。包括我刚才谈到的
启蒙一词与封建一词中，有一些极其类似的东西，其陷阱也颇为相似。法国人、英国人观念中的启蒙，与汉语中启蒙一词的意思，非常接近，它们都指：人处在一种阴暗的角落里，要获得光明，走向文明，由愚昧走向开化，这就叫做启蒙。这好比一座房子，黑漆漆的，我们把窗户打开，让光线照射进来，这些光线象征着聪明、才智、文明、先进与智慧，它们照耀了我们黑暗的心灵。但是呢，法国人首创启蒙一词时，在他们的意识当中，启蒙所运用的智慧，并不是外面的世界给予他们的，不是外部文明光芒的造化。也许，诸如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会羡慕古老中国的文明之光，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法国文化自身就是黑暗的，要等待东方文明的改造。待会儿，后面我会细致分析。
十八世纪，法国许多搞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认同中国是文明之国，东方人太了不起。伏尔泰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当我们欧洲人还在亚平宁的森林里游荡的时候，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东方的文明古国已经进化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中国皇帝把辽阔的东方，统治得井井有条。中国像一个家庭那样和谐有序、充满仁爱，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就在中国皇帝那里。皇帝对待他的臣民，就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仁慈。在法国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中，启蒙的源头是东方的光明，中国人的光明照耀了西方。但实际上，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年法国人启蒙的时候，当英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也都向往中国的时候，他们的向往与我们今天对西方的向往，期盼着由西方文明启蒙中国，是有根本不同的。不同在哪里呢？欧洲人当年向往的东方，是一个难以企及的东方，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所以，他们的东方，很大程度上，是自己脑中构想的东方，是自己想象的东方，而不是真实的东方。由于实际的东方，离他们太遥远了，所以，他们只能发挥自己的思想，杜撰一个东方。这就好比你在一瞬间看上一位美貌的姑娘，此后你却没法见到她，却经常回想她，甚至在梦中见到她，但是，你心中的她，与真实的她相差越来越大了。正因为有距离，你的想象才能自由，你才能让自身充满主观能动性，这样一来，你期盼的偶像，与真实存在的她，是两回事情。
回到启蒙问题的探讨上，西方人崇尚东方，以为是在用中国文明改造西方文化时，实际上，他们是自己在改造自己。那也就是说，真实的启蒙运动，不是西方人借助外面的光芒来照耀自身，而恰恰相反，他们是在自我觉醒。在其他的讲座场合，我曾经谈到过，西方文化的源头，更多的是，古希腊的哲学、犹太人的信仰、基督教的文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都是西方人的一种自然状态的萌发。西方人真实的启蒙，并不是用外面的光明来照射他们，而是用自己的光芒照耀自己，用自己内心智慧的觉醒来改变自己。
可见，启蒙一词的原义，并不是我们表面所理解的那样。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照德语中启蒙一词的含义。它与英语、法语、汉语中启蒙的意思不一样。在德语中，启蒙指的是自我成长发育和自我进步的过程。这可谓是更加真切地表达了启蒙的本义。但是呢，当今，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启蒙是：中国人的现状是蒙昧的，急切需要用外面的光芒在改造自己。说穿了，如今很多知识分子鼓吹的启蒙，就是要以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改造中国人。这种启蒙，是一厢情愿的倾向，是将所谓先进的思想灌输我们的大脑，让我们走向光明，这种启蒙，与西方原创的启蒙完全是两码事。在这种情况下，人变成了所谓的光明的奴隶，受它支配，人在所谓的光明面前，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被改造的对象。这种启蒙的指导思想，可能恰恰造成了今天中国的许多被动、挨打和平庸。中国人越来越缺乏创造力，越来越丧失个性，越来越没有了主动能力，越来越将自身活力崩溃。“启蒙”观念上的陷阱，可能是根源之一。
好，我继续讲第三个词语，“现代化”。恐怕，更是极少有人怀疑，现代化一词背后，也有一个陷阱。不过，这个词语背后的陷阱，是很明显的。稍微有些汉语语感的同学，都应该知道，什么叫“化”呢？它指的是不是某种东西，却要变成某种东西。那么，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国人如今并不现代，中国还处在古代，在座的各位，2004年4月4日的这群北大学子，不是现代人，是古代人。（笑声）现在的中国人不算是现代人，只能算是古代人，古老的中国人要走向现代化，这就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混乱。我们所说的“现代化”概念，与所说的“封建”一词，它们依赖的时空观是一致的。即二者认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处于的现在才能算作现在，他们有权说：我处于现代，而中国人的现代，只相当于他们的古代。这种思维，导致我们中国人不得不把自己的时间坐标取消。
引申一下，我认为，二十世纪，人类思想领域内有一个极其具有戏剧性的对比。是什么呢？上个世纪初，也就是1905年，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场革命可以简单概括为：自然科学范畴内时间观念的革命，即打破统一的、绝对的、一元的时间坐标，转化为多元的、每一物质体系都有独立坐标系的时间坐标。这就意味着，时间成为一个相对性的坐标。时间不可能脱离物质体系而存在，不存在一个绝对、唯一的坐标系。爱因斯坦引导了绝对时空观向相对时空观的改变。可是，同样是在二十世纪，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在社会科学范畴，却有恰恰相反的转化。起初，大部分社会学者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立的时间坐标，每一民族有不同的历史纪年方式，如太阴历、格里高里历、黄历等。而逐渐地呢，演化成统一的、一元化的、绝对的时间坐标。当二十世纪最后一天到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为此而惋惜；当二十一世纪的太阳第一次升起的时候，全世界的人们都觉得与众不同。这时，我要发问了，这一天与其他天，真的不一样吗？其实没什么不同的，只不过是西方纪年法的偶然设置，造成了这一天的特殊。这种时空观，使得全世界人民都追逐着同一个时空，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对时空观完全相反。曾经有个小伙子问爱因斯坦，说他的相对论太抽象太深奥了，爱因斯坦打了个通俗而有趣的比方：如果你面对一位罗嗦不停、说话含糊不清的老奶奶时，这时，一分钟好比一个小时；如果你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时，一小时好比一分钟那么短暂。这就是相对。它告诉我们，时间是以每个主体的不同状态来决定的，不同主体之间不存在一个绝对同一的时间观念。可是，二十世纪末期开始，我们却在社会生活领域建构了唯一的时空坐标。这就是“现代化”概念的来源。
关于这一点，有人说得更加激进一些，比如台湾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名叫王小波，我跟他有过一次对话。我谈起了以上三个词语背后的错乱，
中国的教育就更惨了。前不久，一位思想非常激进的学者说，中国的教育部，干脆应该取消。因为教育这个词语，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教育意味着，某个主体高高在上站在那里，把所谓的真理、思想和知识灌输给大家。这种教育是害人的。真正的教育，应该尊重受教育者，受教育者也是主体，他们自我成长。而我们的教育呢，似乎是把所谓光明的、先进的、正确的东西，灌输到空白的、愚昧的、无知的、麻木的头脑中，也就是普遍中国人概念中的启蒙。这种教育无疑是糟糕的。（掌声）上面那位激进的思想家说，教育部应该改成学习部。活到老，学到老嘛。但是呢，后来发现，中国就没有几个干净的词语，学习这个词语，更加糟糕，比教育还糟糕。（笑声）为什么呢？学，本来就是效仿的意思，即有一种现成的结论、模式、楷范摆在面前，我去照搬它、模仿它、运用它，这就是学习。习，只不过是练习，让你照搬和运用的时候，更为娴熟。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是在这种学习的观念和行动中延续的。这种学习，造成了中国文明的稳定，也造成了文明的停滞不前，丧失自身的活力和创造力。中国人几乎只知道学习，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一直学到中学、大学，学到博士，取得博士后学位，还有学到老，我们却没有想到，这种学习，是有问题的，它的后面蕴藏着巨大的陷阱，我们完全成了所谓真理、结论、模式、教科书的奴隶，我们成为被动的客体。一百多年来，这种模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我们由学习老祖宗转向学习西方人，我们以跟国际接轨为目标，说到底，别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种思维模式，把我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力、生命冲动、自主性、想象力都抹煞了。这种状态，造成了今天我们中国所有的死板和平庸。西方人就不学习了吗？他们也学习。但是，他们既在learn，又在study。Study不等于我们概念中的学习，它指的是，在没有现成的结论、原理和答案的前提下，去寻找规则、公式、规律等，它更多的是一种探索、研究和发现。而我们中国人缺少的就是这根弦。如果这种状态不改变，中国谈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在太过荒诞，只有思想处于脑震荡状态的人，才会提起这种不切实际的口号。（掌声）其实，我们中国的学习，是与另外一件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什么东西呢？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都以为知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有比知识和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想象。推而广之，这种想象，包含着人的想象力、创造力、激情、生命冲动、革命精神、主观能动性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恰恰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东西。而今天大部分的中国人，忘记了的正是这些，我们的教育，停留在学习知识的阶段上，把人与生俱来的可贵东西给断送了，而被动接受别人既定下来的文明。
中国社会里，如今有太多的领域，完全陷入了将别人现存的东西当作楷模的泥坑中。我们经常引以为豪的某些东西，其实是我们的耻辱，大家有没有想过呢？比如说，我们认为长城伟大，因为据说长城是人类在太空中可以肉眼看得到的景观。我的著作《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中已经谈到，这种说法是荒唐的。后来，一位读者给我来信，问我为什么能在杨利伟登上太空之前就识别了这种说法的荒谬。（笑声）原因很简单，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经过简捷的科学探测，我们就会发现真相。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自欺欺人呢？因为我们总是停留在这样一种思维：洋人说我们的某某东西伟大，那就是真正的伟大。洋人的赞扬，才能增添我们的骄傲感。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另外的名胜古迹上。大家知道，西安有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何谓“第八大奇迹”呢？有这么一回事。当年，法国的总理也就是如今的总统希拉克，来中国访问时，中国领导带他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当时，兵马俑刚刚被发掘出来，中国人感到很骄傲，固然要借此机会，向法国人炫耀一下。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希拉克也被镇住了，崩地一下，他就冒出一句话来：“这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但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为什么呀？他的说法，跟两千多年前中国一位使者出使夜郎国时引来夜郎王的说法极为相似。夜郎王问使者从哪里来，问他的国家和夜郎国相比，哪个更大。他可谓狂妄自大透顶了，于是，产生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我们笑夜郎王，笑了两千年。假如现在的中国人还是两千年前的中国人的话，中国人就会笑希拉克，笑上两千年。希拉克说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是用西方人狭隘的眼光在观望世界。在古希腊时期，一位旅行家在地中海沿岸发现了七处值得观赏的地方，把它们称作“世界七大奇迹”。这七大奇迹，如果与文明古老的中国奇迹相比，简直无法起眼。但是，此后，每当西方人发现了另外的什么奇迹时，就随口说一句，这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站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土地上，面对壮丽奇特的中华遗迹，希拉克意识到了，他犯了类似于夜郎自大的错误，他马上改口：“哦，不不不，要我看的话，这简直是世界第一。”其实呢，希拉克根本不必改口，因为站在他面前的中国人，是完全丧失了自我时空坐标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些地方官员们，认为秦始皇兵马俑已经排上“等外级”了，已经很了不起呀。
（掌声）从此，世界第八大奇迹，作为兵马俑的代称，广为流传。西安最显眼的宣传条幅上写着：“欢迎来到拥有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西安！”这哪里是什么荣耀，这简直是一种耻辱啊！（掌声）还有什么湖北的三峡工程、四川的三星堆等，也都在争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等外级”称誉。
我们被西方人式的单一坐标套住了头脑，而这种坐标根本不具备任何普适性，我们为什么要拽住它，用它来定位自身和自身的文化财富呢？我们实在是脑震荡有些厉害啊。前面我们谈到过，当年西方人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以东方文明为楷模，但是，这种楷模地理上离他们太过遥远，几乎是在不可企业的另一个世界，获取楷模的原型太过困难，于是，他们只能任凭自己的经验想象一种“东方文明”，这实际上是创造了。比如，《图兰朵》中设想的中国宫廷，与实际的中国宫廷，没有多少关系；《一千零一夜》中构想的中国，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西方人把中国的四大发明拿过去，运用自己的理论科学，做了一番彻底的改造，使得它们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对于这一点，鲁迅说得更明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中国人用它来烧冥币，西方人却用来搞宗教改革。如此的事例，太多太多。中国的东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用创造力变成了另有意义的东西。可是，今天的中国人在接受和模仿西方时，觉得太容易了，太舒服了，太风光了。有谁出国了，生活在洋人的世界里，有谁做了洋人的弟子，他一回国，就会受到众人的瞩目，就有了话语权力，他能与洋人平起平坐，谈笑风生，便自视有水平，有资历。这种思维，其实就是一种脑震荡思维。（掌声）
再比如说，体育竞赛上，我们用西方人现成的规则，与西方人较量，我们在很多项目的技巧上的确可以超过西方人，我们得到的冠军荣誉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中国人却很难有一种游戏、一种规则、一种玩法，让西方接受，我们只能在西方人既定的游戏规则基础上，在技巧上追逐人家。在其他一些技术方面，我们也能追赶上西方。比如说世贸大厦垮掉了，中国人可以建造很多座世贸大厦，并且超过原有的。但是请问，这是真正的超过吗？不是。我们只能在有形的表象上、在西方人的模式控制中，超过人家，在实质性的理论、原则方面，我们无法超越。从技术上讲，再盖出一座比原先的世贸大厦高一倍的高楼，都是可能的，但是，没有一个美国人还会干这种傻事，因为这种高楼无论从经济价值还是舒适度上讲，都是不划算的。美国那些营造高楼的公司，都搬到哪里了呢？搬到了亚太地区。台北有高楼，高雄有高楼，香港有高楼，马兰西亚有高楼，新加坡有高楼，北京有高楼，上海有高楼。而且，大家暗暗较量，要盖成世界名列前茅的高楼。为什么要这样竞争呀？因为我们的独立思维方式彻底崩溃了，而我们想要长大，想要在别人的模式中往前冲，我们只能按照别人的看得见的指标去争个不休。这种竞争没有任何文化意义，只有数字意义。包括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争GDP，玩数字游戏；许多人拼命追逐，想要打破吉尼斯大全的记录。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囿于传统的思维错误。我们既抹煞了西方文明的灵魂，无法理解其精髓，又看不见自身文明的灵魂，我们只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跑，这无疑是一种脑震荡的病态。
还有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其中包含着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据说这个数字还来源于中纪委。中国每年用于政府官员出国考察的金额达到三百亿美元。这三百亿美元当然不会包括个人的资金，全是公费的。三百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超过中国今天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我们知道，当年，哥伦布历尽艰辛，自以为到达东方，其实只不过是个虚假的东方；马可波罗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东方，体验到元朝的面貌。他们回到西方后，都将自身借助的文化力量发挥出来，使之更加强大。而今天呢，中国有这么多的官员，轻易就到达西方。他们所获得的是西方最精确的知识，他们毫不走样地接受西方的现代文明，而这种模仿，只不过能得到一些僵硬的、失去灵魂的东西。总之，如今的中国人，正处于一种丧失了独立的思维能力和时空坐标的脑震荡状态。
改变这种脑震荡的状态，唯一的出路，可能是回到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甚至毛泽东的某种思维中去。中国人必须重建自己内心世界的信念，一场改变中国人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清理中国人心灵世界的文化运动，才是改变现状的正确抉择。在我的著作中，我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我既不赞同现在的所谓左派，又不赞同右派，我反对接轨的思维，我不认为实行政治改革是发展中国的灵丹妙药。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像西方曾经的那样，来一次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或者像德国那样，来一次大学运动。大学运动，上个世纪的中国曾经昙花一现地进行过，比如蔡元培的北大建设、西南联大的大学重建。中国人必须在自己的内部，建立一个文化中心，一个文化特区。我第一次站在贵校的讲坛上时，讲到了二十一世纪大学运动的主题，当时我就强调了，中国应该建设文化特区，而不是仅仅搞经济特区，文化立国是我们的最终出路。
